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1]；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事关国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成败。在世界各国将先进制造业作为竞相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之际，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把握和落实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硬道理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剖析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及面临的主要挑战，探究其未来发展的对策措施，对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艰苦卓绝的努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1. 良好的产业基础是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

从产业体系看，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以及666个工业小类，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分类的国家；^[3] 从产业规模看，我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制造业规模已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制造业增加值的世界份额从2012年的24.2%增加到2020年的31.3%。^[4] 良好的产业基础在发展和安全两个维度支撑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发展维度，我国制造业具有产业集成优势，能有力促进产业链创新链等多链条融合发展，提升产业配套能力，赋予先进制造业较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从而依托紧密的产业联系促成产业体系生态化，造就先进制造业强大的生产能力；与此同时，在庞大的产业体系中沉淀着大量数据，这些宝贵的“数字金矿”将为先进制造业数智化、服务化转型升级提供关键要素。在安全维度，我国先进制造业国内大循环有着强大的产业体系支撑，供需两端拥有巨大的回旋空间，具备明显的大国经济优势，不仅对产业链有较强的掌控力，更能增进在新发展格局中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2. 广阔的市场空间是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孵化器

在生活性消费上，我国人口超过14.1亿，人均国民总收入已达84 781元^[5]，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多人，对各类产品需求量大、需求层次多样化，消费升级稳步推进。在生产性消费上，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规模庞大的三次产业深入推进数智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大规模的机器、设备以及操作系统或需改造升级或被彻底淘汰，进而对先进制成品有着强烈需求。广阔的市场空间从三个方面赋能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一是海量的产品需求使先进制造业企业有足够大的生产规模，能够摊薄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特别是创新成本，赋予企业较强的成本优势；二是多样化的产品需求使得每个细分市场成为支撑企业快速发展的市场利基，特别是为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以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提供坚实基础；三是新消费引致新技术，消费升级以及产业转型升级背后是对新解决方案的需求，这将为新技术的创新与落地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推动技术的持续迭代升级，并且各种产品之间需求的互补性、替代性也极有可能诱发新的技术簇群，从而带来影响更为广泛的创新浪潮，有力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培育与发展。

3. 夯实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是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在传统基础设施上，截至2022年我国的铁路营业里程15.49万公里、公路535.48万公里、高速公路17.73万公里、内河12.8万公里、民航699.89万公里。^[6] 对于作为稳定经济增长和优化经济结构有效结合点的新型基础设施^[7]，我国正大力推进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并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例如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共有23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10G PON端口，337.7万个5G基站，3.16万个5G虚拟专网，三家基础电信企业为公众提供服务的互联网数据中心机架97万个。现代化基础设施是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能够有效缩短时空距离，促进供需两端及时响应与有效对接，加快产业资本循环与周转，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效益。特别是在数智化转型时期，先进制造业更多依靠数据、信息与知识等要素投入，这无疑对万物互联、数据传输、算力与算法等提出更高要求。由此，数量日渐庞大、布局日趋合理的新型基础设施，为我国抢抓新一轮世界产业变革先机提供了坚实的数智底座。

4. 系统的顶层设计是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在国家层面，《中国制造2025》《“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诸多重要文件或政策都涉及到先进制造业。在地方层面，各级地方政府将先进制造业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抓手，例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市纷纷发布面向“十四五”时期的制造业发展规划以及配套政策，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建设制造强省。纵观世界产业发展历程，政府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作为政府作用载体的、不断演进和迭代的特色产业政策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力量^[8]，持续赋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为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四梁八柱，进一步凝聚了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共识，并以明确的政策导向、时间表以及路线图构建了产业发展的未来坐标，优化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组合，规范产业发展秩序。地方层面的顶层设计则描绘了先进制造业的区域性发展路径与前景，约束与激励各地区基于特色与优势，找准各自的历史方位，明确专业性方向和特色化定位，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微观以及中观上对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二、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尽管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着较好的基础条件，但也应清醒地看到，现实中仍存在诸多挑战制约着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科技创新引领不足是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障碍

长期以来，我国依靠后发优势，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取得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9]  但是，作为依靠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产业，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核是科技自立自强，关键点在于基础研究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重大技术创新。以往侧重引进消化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模式，与先进制造业面向“无人区”、借助先进技术“开疆扩土”的产业特征是不相适配的。2022年我国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2.54%，其中基础研究仅占全部经费支出的6.57%。 ^[10]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的强度仍有较大差距，并且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极不匹配。受基础研究被釜底抽薪、研究成果不足等影响，我国从“0到1”的重大技术创新相对较少，造成先进制造业既缺少高档芯片、高端数控机床、工业传感器等核心硬件，也缺乏构成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内核与基石的关键工具与底层操作系统等核心软件。长期的缺“芯”少“魂”使得我国被迫向外寻求高端硬件和高端软件。例如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22年我国进口5384亿个集成电路，金额为27 662.7亿元，进口91 785台机床，金额为477.6亿元，进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的金额为3 796.8亿元。但是伴随着对国外技术的高度依赖，我国先进制造业频频陷入“卡脖子”“脱钩”“断链”等窘境，产业的发展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2. 人才紧缺是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痛点

在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将低廉的劳动力转变为产品的成本优势，实现人口红利向经济增长红利的转变，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然而，随着先进制造业日益成为数据密集、信息密集以及知识密集三重叠加的产业，先进制造业必定也要成为人才高度集聚的产业。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系统加速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工业智能化深入推进^[11]，先进制造业势必会重构人力资源结构，减少低端劳动力需求，增加在数智技术、模型与算法等方面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需求。然而，尽管每年都有大量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由于长期存在的产学研用相对脱节等原因，人才供需匹配度不高，我国先进制造业仍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联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2025年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高达2985.7万人，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电力装备、新材料的人才缺口分别为950万、450万、909万、400万。人的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条件^[12]，突出的人才供需矛盾会使产业发展所需的要素组合难以得到有效匹配。紧缺的新型人才已成为发展瓶颈，严重掣肘我国先进制造业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产业发展的速度、规模与质量被限制在与人才发展相适应的低水平状态。

3. 支撑乏力的金融体系是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堵点

作为创新驱动型产业，先进制造业高度依赖持续的创新活动，但创新活动往往是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收益前景不明朗，仅靠企业自有资金来解决资金供给和分散创新风险等问题往往是不切实际的，亟需作为国民经济血脉的金融给予有力支撑。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银行为主体、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直接融资比重较低，这与先进制造业创新周期长、风险大等产业特点不相适配。大量外部资金以负债形式进入先进制造业，无疑会增加先进制造业企业的债务压力。2020年我国先进制造业上市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为52.1%，流动负债占总负债比重为70.5%，对于前者，美国、日本、德国的同类企业分别为57.8%、54.9%、67%，对于后者，美国、日本、德国的同类企业分别为43.5%、52.3%、39.5%。^[13] 较为单一的筹融资渠道限制了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的筹融资能力，企业被迫以债务融资为主，股权融资比例相对较低，难以获得长期资金以支持长周期的创新活动，并且较大的资金成本加重了企业负担。货币是产业资本运动的开端^[14]，缺乏金融体系的有效支撑，先进制造业极有可能陷入无米之炊的窘境，难以开启高质量发展进程。

4.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难点

受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较为明显。从区域看，我国先进制造业高度集聚于少数省市。根据《2023先进制造业百强市研究报告》，华东、中南、西南、华北、西北、东北分别占有50个、27个、8个、6个、5个、4个先进制造业百强市，涵盖全国71%的高新技术企业、全国68%的中国企业500强制造业企业、全国58%的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全国75%的PCT国际专利授权量，然而这些都主要集中在华东与中南地区。从产业看，新能源汽车、高铁、航天航空、工程装备等先进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但与先进制造业相辅相成的传统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难以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效辅助。作为重要的结构性力量，先进制造业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有可能造成市场分割、供需失衡，引发区域间、产业间低效的劳动分工和资源错配，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效率损失。与此同时，也可能带来区域间、产业间发展的马太效应，扩大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先进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落差，加剧区域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影响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共同富裕社会，并最终反作用制约先进制造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加快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措施

针对先进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挑战，立足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我国加快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 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驱动力

习近平指出：“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15] 用科技创新引领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首先要将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摆在更加紧迫的突出位置，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使其研发强度逐步趋近发达国家，用新的科学发现为技术创新提供源头活水。要加快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整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制造创新中心以及重点科研院所等优质资源，既解决眼前的“卡脖子”问题，更着眼攻克制约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核心零部件以及操作系统，逐步提高关键软硬件的国产化率，从而以新型举国体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扫除障碍，增进先进制造业的自立自强。其次，地方政府要侧重结合各自的产业园、龙头企业等实际情况，以市场为导向集聚人才、技术、信息等创新资源，以各类公共服务平台为支撑，畅通科技成果的高端供给与应用转化通道，促进创新资源的互利共享与优化配置，打造区域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以及新质生产力增长极。再者，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和重要的创新策源地，鼓励先进制造业企业立足我国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等结合起来，建设创新型制造业企业，整合企业自主创新与企业间开放协同创新，打造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体系，形成创新活动的蜂聚效应，以持续的创新引领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迸发与发展。

2. 以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第一资源

习近平指出：“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16] 要从增量、存量、配置效率等方面多管齐下，着力实现我国先进制造业的人才供需动态平衡。做大人才增量，要针对人才供需矛盾以及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规律，合理调整高等院校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包括职业学校在内的应用技术类院校建设，提高学校与市场、专业与产业、技能与岗位的紧密度和适配度，畅通产学研用的衔接通道与合作机制，着重增加在数智技术、算法与模型构建等方面的人才供给，尽快补齐先进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推动人口优势转变为人才资源竞争优势。盘活人才存量，要针对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就业摩擦，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企业及时多措并举地实现劳动力的“回炉再造”，切实提高劳动者的综合能力，使其适应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提高人才配置效率，要建立健全人才的评价、考核与管理体系，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契机和重要抓手，深化户籍、子女入学、住房等领域改革，大力破除阻碍人才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人力资源全国范围的优化配置；要坚持全球视野和需求导向，将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筑巢引凤”与“引凤筑巢”结合起来，大力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投入到我国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3. 以推进金融改革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降本增效

习近平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17] 我国经济增长有着特殊的金融密码^[18]，而先进制造业内嵌着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以及众多中小微企业，涉及科技金融、数字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大文章，理应成为金融重点关注与扶持的产业。因此，要按照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部署，全面对标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要求，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多元化股权融资，扩大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丰富与疏通先进制造业的筹融资渠道，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先进制造业，助力先进制造业降低投资成本和分散创新风险，不断满足先进制造业发展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在“开源”的同时也要“节流”，银行等金融机构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天职和宗旨，适度向实体经济让利，降低先进制造业的筹融资成本，减轻企业的债务负担，要优化贷款期限结构，适度增加长期贷款的比重以支持先进制造业的长期创新活动，实现金融改革与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

4. 以点破面增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

习近平强调，在经济发展中要“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19]。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要注重以点破面，提高产业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第一，培育竞争力极点企业。要全面对标世界领先的标杆企业，以建设“灯塔工厂”、5G智慧工厂、服务型制造示范单位等方式重塑关键少数先进制造业企业，壮大其核心优势业务，着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从而实现领先企业的点状突破，打造区域性、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竞争力极点，为引领先进制造业发展构建坐标系。第二，放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带动效应。要通过制度建设、平台搭建等方式降低集群内的信息交流成本，以竞争力极点企业作为“教学工厂”强化示范带头作用，推动集群内的信息、知识、管理经验等加速扩散与共享利用，形成抱团式发展，促使大企业引导和帮助中小企业快速成长，从而构建集群内大中小企业发展联合体，形成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格局，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块状发展。第三，将“块”撮合成“面”。要根据集群之间以及集群地区与非集群地区的邻近关系、产业关联等，实现先进制造业企业的生态化聚集，促进世界级、国家级、区域性、地方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之间优势互补，强化产业上下游、区域间的合作交流，放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集聚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品牌效应，将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块状发展提升迈进为国家的整体发展，助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均衡发展与共享发展。第四，统筹阻力与合力。要注意高新技术创造性破坏作用下的发展秩序重构与利益调整，妥善处理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和加剧收入不平等等问题^[20]，运用财政政策、社会政策、就业政策等对产业发展中的利益受损方进行适当的补偿或救助，减轻产业转型升级过程的“阵痛”，在尽可能降低发展阻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凝聚发展合力，让全体人民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共享发展成果、走向共同富裕。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数字化转型时期中国制造业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3YJC790045）、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数智化转型背景下制造业的资本特性与行为规律研究》（项目编号：2023KY0416）的阶段性成果】